太乙针经：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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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正做礼拜的老妪突然犯病倒下了——是美尼尔斯综合症的发作，此症又被称作内耳眩晕症。当时信徒们七嘴八舌，有说这么办的，有说那么治的，讲什么的都有，个个都有些头头是道，似乎全是明白人，就是只见动嘴，不见下手救人的——如今人们对许多病症都有了一知半解的概念，提及起来言词也可够上一吨的了。
大家都只能等待120救护车的到来——如果不立即赶到医院急救，这位患病的老太太就可能会面临死亡。牧师弗兰克严肃地说：“不能耽误时间，必须赶紧对她治疗。”当时在场的我见此情景，忍不住插言道：“再过一会儿，她肺经如果闭合了，人就会憋死的。”随后，我让人将她的鞋子脱掉，对着其脚掌猛踢了一脚——就这一下子，患者立即就苏醒并睁开了眼睛。我于是对她说：“你已经好了，没事了，此后我保你三个月不用再上医院。”可老太太不但不对此表示感谢，反而埋怨救者用脚踢她，我只有愤然而无奈地问她：“是谁把你教育成文盲加流氓的？！”
满教堂的信徒们对这样的快速抢救都没看出一丝端倪来，个个无动于衷，麻木而没有反应；只有牧师弗兰克品出了个中的门道——弗兰克，德国人，曾任职柏林某大学医学院，现在的身份是牧师。事情刚过，弗兰克即来登门拜访，并围绕着医疗内容开始交流起来。中间谈及尿毒症时，弗兰克说：虽然德国对此有针对性地研发出好几种药物，但实际上临床对其还是束手无策——去不了病根，这些药物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呢！弗兰克此后三天两头邀我出去，其勤奋好学令人不能小睽——德国人在学习上普遍认真而执着，这点在科技实践的层面上早有印证。
09年1月，日本东京帝国大药房的总裁小林帮助联系到国内的一家部队医院，针对尿毒症的救治效果，进行实践验证。这家医院的肾病科，分有单间和普通病房，收治着背景不同的各色患者。我去头一间病房时，见到的第一位患者约七十多岁，问他先前是做的什么工作，他说自己是位首长，我见到的第二位患者，则为某局局长，两个人当时都需要进行透析，正在等待肾源！在前后交谈中，二人的神情语气，都带有明显的据高姿态，根本没有瞅得起眼前没有任何西医背景的我，戴着有色眼镜和可怜的一知半解，歧视和不屑于中医，这样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有钱并不等于能买着命！”我当然不会选择这样的患者施手相救。
于是一行人等又来到普通病房里。病床上看到一名老人，是雄岳的一位农民，病情已到后期；从初诊治疗到现在，病志已经很厚了。小林在翻看他厚厚的病志时，我不由得说道：“看来你也不是个聪明人——那么厚的病志能一下子看得过来吗？你得看多长时间？”小林闻听此言立即放下了病志，陪同一旁的女院长解释说：这位老农的尿毒症已是后期，也没有钱进行移植换肾，人快不行了。我当即就说：“我就选定他了。”小林犹豫地问：“不换肾能行吗？”我掷地有声地回他：“死了由我负责。”
了解到这位农民患病治疗早已花光家中微薄的积蓄，甚至到了儿媳要与儿子离婚的地步，我便对他说：“我来治疗你的尿毒症，我给你的中药汤剂，你只管放心喝，其余的什么也别问。”
随后我取出备好的汤药让他服下；之后又用瓶装的矿泉水清洗了残液，以免被居心之人利用而检测。
我叮嘱这位农民患者：“你就闭着眼睛，要吃就吃、要睡就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对医生和护士讲，一切按我说的执行就行——只要你睁开眼睛，就会患上青光眼，以后会什么也看不见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还来，只需三天治疗，病就痊愈！”此时病房内已集聚了许多的医生，闻听此言，都不服气，也不相信——三天怎么可能治好尿毒症？！
第二天我又来到医院。这位老农的儿子还真听话，已用纱布将他父亲的眼睛缠盖住了。服过汤药后，老农说要放屁，我便让他用他认为最舒服的姿势，尽情地释放。这时已有许多闻听消息的医生赶来观看，连市卫生局的人员也有——我把他们都关在了病房之外。
患者的鼻孔开始向外流出黑紫色的污血，垂下象两条棍儿似的；老农按我认可的姿势不停地排气，连着粪便、脓血都便在了裤中。两小时后我又拿出棕红色的一瓶汤药，让他儿子递过去喝下，并处理了残液。不多一会儿，老农说要小便，便后我让其躺下，告知下一次的处理时间。
第三天的同一时间，我又来到医院，给这位农民患者服药之后两小时，又服下一剂黑色汤药。然后我放言说：“再过两个小时，即14时10分，患者就可以出院了！”此时，病房内外已围了许多前来观看的医生和患者。
老农已经几天没有怎么进食了，此时对我说他饿了，我告诉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的儿子便打开随身的背包，拿出里边装着的玉米饼子和晒干烤熟的棒鱼干，递给父亲——他们家里为了治病早已花光了仅有的钱财，平时他们父子（女）三人吃得就是这个，这一幕看着令人心酸不已。
在边吃边聊中，时间到了14时10分。我让家属将缠在患者眼睛上的纱布取下，这位农民睁开眼睛后，喜悦地说：“我现在感觉眼睛特别雪亮，心里也同样的敞亮和舒畅。”我于是对他的儿子说：“现在你们可以去做些检查，并可以办理出院的手续了。”检查一直到15时40分才结束——血液检查、尿液检查、肾功能测定、肾脏超声、核磁共振等，全部显示正常，小林亲自动手和参与了这些检查。
老农对我千恩万谢：“是你救了我的命……我得给你药钱。”我于是对他说：“如果你是个有钱人，你至少得按百万、千万的钱财酬谢我！不过，我现在只收你三十元费用！”父子二人翻遍了所有的口袋，连角钱都找在一起勉强凑够了二十八元——我收了这二十八元钱，同时掏出一张百元递予他，老农不接，我便说：“你给我的药钱我收下了，这是让你买车票回家的。”……女院长见此情景，便说后续的一切费用由医院承担——如果按照正常住院、出院办理，这位农民患者前后的花费大约得十二、三万元，此刻有了院长的一句话，得以减免近一半！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见过无数中国各地的名医专家了，个个都说自己能治此症，或者说这个人能、那个人行的，一来真的就全不灵了。而你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全中国，只有你！第一！神医！”小林伸出大拇指不停地赞叹。
目睹前后的患者们开始不停地跪地求治，连那位离休的首长也让人搀扶着跪下，医生们口口声声地叫着“老师”、“教授”，院长也不停地挽留……我救了那老农一命，令不屑的众人醍醐灌顶，心里不由得一阵惬意！
患者中有一女性，因患肺癌，疼得蜷曲着身体，缩着脖子——我见到后，就转了个念头，高声问：“你们能否给她立即止疼？你们这些专家好称张一刀、李一刀的，平日里看不起中医，只会用吗啡、度冷丁止痛，离了这些工具就毫无办法了，难道不觉得心中有愧吗？今天我让你们亲眼看看中药是怎样止疼的——只要五分钟时间！……把你们医院最有效的药拿出来！”女院长说院里有一种德国产的进口制剂，一支六千余元，但起效也得需要十分钟以上。
我毫不客气，对着在场的十来名军医数落道：“你们这些硕士、博士们，整天只会背书，照本宣科，写篇论文都是抄东抄西的……”医生中一名七十多岁头发都白了的老军医受不了了：“你怎么还骂人？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要受你教训？你是干什么的！”对着眼前的止痛问题，我说只需要五分钟就能达到效果，他不相信——这些人的头脑就是“一根筋”，除了手术和放化疗之外，不会向其它方向多想一厘。
我贴近小林在他耳边说：“今天我教你一招！去给我弄一瓣蒜头来。” 在场的十多人中，谁都不能指使得动小林，除了我——小林的另一个身份是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这十来名军医中有两人曾留学东大，称小林为导师。尿毒症的治疗病例让小林深受震动——小林依言去了医院厨房，取回一头蒜交给了我；我出了病房，将蒜头掰了一点处理好，扔掉剩余的，重又回到病房。
我用压舌板将蒜瓣送入患者的口腔中，让她咬住，并立即让在场的医生们看表计时；过了大约四分多时，患者不再蜷曲着身体，颈部也伸展了，并说自己不疼了；我便径直伸手从患者的口中摘下那枚蒜瓣，放入自己的裤袋里。小林一旁询问第二天是否还会再疼，我回答他说“当然”；随来的佐滕等几名日本人同样对此感到十分神奇。
那名老军医此时已称呼我“老师”，显然他的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对自己以往的学识产生了怀疑——连自己给患者开的处方都难以决断，让我看是否可行；医院的医生们的态度具已改变。
当天晚上小林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讲到当日的亲眼所见，其中对使用一头蒜瓣就能止住癌症疼痛的问题，向全球医学领域专家寻求切实的科学依据，有不少回信和反馈，但小林的回复认为，这些依据只是涉及皮毛，远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小林开始与我长谈。谈及癌症是如何引发的，我告诉他此症与肝火的关系，并指出如何将肝火熄灭，再如何不让其复燃发展的重要性，对起因和后果都做了说明；谈聊中间还涉及了许多中医相关的内容。
提到《本草纲目》这部中医药的经典之作，我告诉小林：李时珍善于集撰本草，在实际治疗方面则不够精深。《本草纲目》最初只是三本很薄的小册子，看现今的《本草》之厚，内容几多——那都是无数人手中的药方写在了李时珍一人名下所就！其中可不乏造假之作。试想，古时那些掌握真实方剂的人，因历史劫难而逃至边境，顾全性命不暇，他能跟人讲真话吗？！
古时对诊病拔脉的学习，也不是今人头脑中臆想得那么简单。比如孙子初学拔脉，爷爷或父亲便坐在一旁，闭着眼睛听他边拔边说，说得不对便要纠正，重新拔脉直到对了为止。那时看病都是靠郎中走街串巷，也不见得会有那么多的病人试手，于是就靠用狗、兔或家猪练习，如此经过二三十年的经验积累，方才最终成手。
小林切切地问我：是否愿意为中国的中医而出山？我很干脆地告诉他“不行”！“那你是否想要著书？”我说：“不想！”小林疑惑地问：“难道你不想出名，让后世记住你的名字吗？”我说：“不想！”“去到境外也不愿吗？”我说：“不去！”“据此挣些钱不好吗？”我说：“不挣！”小林越发疑问：“这是为着什么？”我告诉他说：“出了名就意味着我死！”小林更加疑惑，我直言相告他：“妒忌！将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就是你小林也得让我死——而我只想过平静的日子！”
我与小林交流了三天，感觉其人与我们国内的儒们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诚实！务实！算是个实干家！儒都是擅长“背书”的，讲起说辞和理论来，可是比不过他，但若论真的“动手”就不行了！就象列宁批判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样——空想太多。
我对小林说：“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二月以后，小林回了日本。
五月时，小林又来了。这次聊起商业的中药制剂，他感到有不少疑问，我告诉他：“我不能说什么，只能讲一个方剂不能过十三味，十四味以上的方药基本就废了——学习中药，首先要知晓八反……”小林惊讶道：“中药相互之间的作用有这么厉害吗？”
我接着批评日本的全西式医学，除了手术就是手术，有些本来还能苟活五年的绝症患者，上过台后便剩了三年活头儿，可叹医疗界还把这三年生存归功于手术；使用抗生素应对多数问题，将病情姑且掩盖下来，对最终病情的爆发却束手无策……为什么人们不能象中医真传这样思考和探索问题？继承和使用中药化解？为什么医学界非要全部走上“工业化医疗”的死胡同里呢？！真正的医学难道不应该是一个非常个体化、考虑长远的学识吗？！
小林也介绍了一些日本社会对于健康的维护和治疗情况，比如日本很早就研究和认识到，临床过多使用抗生素并不能缩短疾病的病程及促进治愈，尤其是滥用高价抗生素所造成的耐药性问题；日本在生命和健康方面，对他们国民本身从理念到法规都进行了教导和保护，绿色食品、自然疗法等观念深入人心；而利用技术长势生产的大量抗生素、胰岛素、抗体等都主要出口国外。在日本，尿毒症的罹患人群在流水线作业的工人群体中比较常见，这和膀胱的长时间充盈具有直接的关系。尿毒症除了透析和肾移植外别无他法，日本本身禁止商业性器官移植，国外买到的肾源，也只能非本国公民移植。
我不能告诉他什么！否则会有许多人找到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中方的翻译是个年轻人，无知且高傲，竟然插言道：“你就告诉他吧。”我于是大声地呵斥他：“你懂什么！”最后包括小林，我都下了逐客令：“你们都给我滚，别再来这！” ——这让不明就里的邻居听到了，觉得我竟然骂起外国人来，很是不可思议。
有时候，超越言词的承载只会令人无言！所以才说“凝听是银，沉默是金”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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