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醫師承講記
發表於 : 2008-04-02 , 7:32
中醫是怎樣煉成的
名醫師承講記》 李靜 著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我出身于中醫世家,自幼學醫,十三歲始背誦《醫學三字經》《湯頭歌》《藥性賦》《瀕湖脈訣》等醫書。耳聞目睹,父輩接受西醫藥較早,解放前即用中西醫結合。治內外婦兒之病均用中西醫結合,而仍以中醫藥為主。既用土黴素糖粉,四環素糖粉,紅黴素糖粉,阿斯匹林片,複方氨基比林針劑,青黴素針劑等西藥治小兒病,又擅用《丹溪女科》,《付青主女科》中方治婦科病聞名鄉里。北方人感冒,祖輩一般都用九味羌活湯以治之。父輩合用些土黴素片,注射青黴素,那時認為即是中西醫結合了。治外科瘡瘍,父輩會用手術刀開刀,中藥內服。母親腰部長一瘡則治療二年始愈。成年後讀諸醫書漸多,方悟母親病是陰瘡,又叫“骨癆”氣血大虧,所以愈之也慢。
我出生不久,母親即患病,長至八歲時,母親二十多歲即病故,父親說母親死于癆病,那年是1960年,正是國家困難時期。母親的病也受影響。後來我立志學醫,母親死于病是主因也。古人雲: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父輩希望我能成為一名醫生。說自已治不好母親的病是一大遺憾。我想自已如果能成為一個能解除病人痛苦的醫生,如果能成為一方名醫,在中醫學術上有所建樹,乃不枉人生一世。至1966年文革動亂開始,學校停課,學生開始大串連,我已15歲了,父親則讓跟他學抄方配藥抓藥,晚間診餘則讀醫書。有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熟讀湯頭三百首,不會看病也會開方”。至1968年我十八歲,即開始從一套五十年代的中醫教材學起,計有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學,中醫診斷學,中醫針灸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中醫藥物學,中醫方劑學,中醫各家學說講義等。白天跟著抄方抓藥,晚上則在燈下看書。針灸是在自已身上的足三裏穴位來練習的。不明白的便可問父親。看到祖父輩皆忙於診務,自已在學習時感到文化水準和知識面薄弱,故而開始拼命地買書讀書,除中醫書外,包括文學方面的書與西醫書。經常光顧書店。每到一地,先去新華書店。包括四大經典文學名著。亦喜愛雜文與小說。醫書讀漸多,深深知道了古人所說的“讀書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治病三年,便謂天下無方可用”是指的什麼。父親的醫術在當地應該是可以了,可是母親的病還是沒能治好。後來明白“骨癆”相當於西醫所說的骨結核。
18歲時,父親不在的時候,來了病人,學著父親與人診斷,開方用藥,小病是治好了一些。有的病稍微複雜一點則不行。自認為辨證準確,然而病人服下去毫無效果。因此多次受到父親的訓斥。有一感冒病人,惡寒發熱,我與其開祖父輩常開的九味羌活湯一劑,滿以為可一劑治癒。第二天病人來說亳無效果。父親說:“你認為看了一點書,即可以給人看病了,能夠治病救人了,早著呢。是感冒都用九味羌活湯嗎?湯頭歌上是怎麼說的?”九味羌活用防風,細辛蒼芷與川芎,黃芩生地同甘草,三陽解表宜薑蔥。我背了一遍。父親說:“對啊,三陽解表,此病是在三陽嗎?明明有寒熱往來,是少陽證,是小柴胡湯證,還用九味羌活湯能行嗎?九味羌活湯是治外受風寒濕邪,內有熱象,以風為主證的外感病的。以頭痛身重為主證的。不是所有感冒都可以用的。只會比胡蘆畫瓢啊?不會辨證啊?看我們用九味羌活湯多次有用,那是該用的才有效,要好好地讀書,認真地讀,先學會認識藥,如何抓藥,如何配藥,這也是在學醫啊,當醫生不識藥如何能行,先從看小病開始,沒有把握的病,診斷不明的病,可以問我嘛,可以讓我看嘛。古人學徒,都要學三年才行的。你現在先學識藥抓藥配藥,一邊跟我學臨證抄方。先學著開些西藥和中成藥,開中藥處方再等幾年,”記得有一次,我看中藥該進藥了,便自已列寫了一張所需進藥的單,當歸,白芍,生地,羌活,防風,細辛,半夏等各五斤,父親看後大為光火:“你知道哪些藥用量大,該多進,哪些藥用量小,該少進嗎?當歸五斤夠用的嗎,細辛五斤用得了嗎?去一次城裏,一次該進多的進少了能行嗎,不該進多的也進哪麼多能行嗎?”
父親既是慈父,又是嚴師。每遇病人,先由我看舌診脈,然後說一下病是何病,證是何證,脈是何脈,該用何法,治用何方。然後再由父親重診。診後再給予講解。時日久了,故而明白古人說“讀書難,讀醫書尤難;讀醫書得真詮,則難之又難”的精義所在。方知“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世無難治之病,有不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的道理”。對於清代王維國《人間詞話》裏的治學三個境界:“昨夜西風調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更加深有感觸。
前人程鐘齡在《醫學心悟》一書中曰:“知其淺而不知其深,猶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猶未知也。”陳修園曰:“傷寒愈讀愈有味,經方愈用愈神奇。日間臨證,晚間查書,必有所悟。”明白了在溫病學研究方面有顯著成就的吳鞠通,是完全靠自已的刻苦鑽研而成功的。清代名醫尤在涇自幼家境貧寒,但由於自已的刻苦鑽研、勤奮攻讀,終於在醫學和文學上達到了較高的造詣。金元名家朱丹溪在功成名就的暮年,仍千里迢迢尋訪葛可久,不恥下問,邀同會診,以彌補自已針灸方面的不足。清代名醫葉天士勤奮一生,拜師從學十七人,終於建立了衛氣營血學說,開拓了溫熱病辨證論治的先河。徐靈胎費時三十年,方著《傷寒論類方》,趙學敏不惜耗時耗財,博采眾多走方郎中之不傳秘方而著成《串雅內外編》與《本草綱目拾遺》。而我因時代的限制,未能進入醫學高等課堂深造深以為憾事,故對諸家學說,歷代名醫名家著述甚感興趣。對近代與當代名醫名作尤為喜受。
蒲輔周論醫時強調:“讀書時,要有自已的頭腦,決不可看河間只知清火,看東垣則萬病皆屬脾胃,看丹溪則徒事養陰,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長而為已用。河間在急性熱病方面確有創見;子和構思奇巧,別出手眼,不過最難學。東垣何嘗不用苦寒;丹溪何嘗不用溫補。不可人云亦云。”
蒲老又論曰:“若讀東垣書,而不讀河間書則治火不明;讀河間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宜不明;讀丹溪書而不讀子和書,則不明其真陰真陽之理;不讀高鼓峰書豈知攻伐太過之陰虛陽虛之弊;不讀吳又可書,則不知瘟疫與傷寒之不同;不讀喻嘉言書,又安知秋傷於濕之誤和小兒驚風之非。”
讀嶽美中論醫:“僅學《傷寒》易涉於粗疏,只學溫熱易涉於清淡;粗疏常致於僨事,輕淡每流於敷衍。應當是學古方而能入細,學時方而能務實;入細則能理複雜紛亂之繁,務實則能舉沉寒痼疾之重。從臨床療效方面總結,治重病大證,要注重選用經方;治脾胃病,李東垣方較好;治溫熱及小病輕病,葉派時方細密可取。把這些知識用之臨床,確乎有法路寬闊、進退從容 之感。在肯定以往經驗的基礎上,也感覺到執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綜合古今,參酌中外,也難免有削足適履的情況。但若脫離成方,又會無規矩可循,走到相對主義。”
金子久曰:“內、難、傷寒、金匱為醫學之基礎,然在應用時即感不足,如金匱要略為雜病書之最早者,然以之治內、外、婦科等病,不如後世書之詳備。所以唐宋諸賢補漢魏之不足,迨至明清諸名家,于溫病尤多發揮。”
周鳳梧曰 :“把金元四大家歸納為:張子和的攻破,是祛邪以安正,李東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祛邪。當正虛為主時,採用東垣法,邪實為主時,採用子和法,二者並不矛盾。劉河間之寒涼,是瀉陽盛之火,朱丹溪之補陰,宜於治陰虛之火,兩家都能治火,只是虛實有別。東垣諸方之所以補而不壅,全在於補中有行。河間之所以寒不傷中,全在於寒而不滯,使苦寒之藥,只能清火,不致於留中敗胃。有時也純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劑,如黃連解毒湯等,但究是少數。子和之主攻破,畢竟是施於經絡湮淤,或腸胃瘀滯之實症,如果不實而虛,即非所宜。”
近代名醫大家方藥中老師之論極為精僻,為現代中醫辨證施治,診斷處方遣藥之準繩。方藥中曰:“西醫的辨病論治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的,是以病因學、病理學、解剖學為基礎,以實驗室檢查等為依據的,因而其辨病較為深入、細緻、具體,特異性比較強。中醫的辨病論治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的,幾乎完全是以臨床表現為依據。而不同的疾病具有相同的臨床表現又很多,因此中醫辨病就不免顯得粗糙和籠統,因而臨床上針對性也就比較差,中醫的辨病實際上是單、驗方的對症治療。中西醫比較,西醫的辨病顯然比中醫的辨病要好。另一方面,中醫講辨證論治,西醫也有對症治療,從表面看似乎也有相似之處,但實際上卻根本不同。中醫的辨證論治是建立在中醫的整體恒動觀的思想體系的基礎之上的。辨證論治是綜合、歸納、分析有關患者發病(包括臨床表現在內)的各種因素和現象而作出的診斷和治療。它強調因時、因地、因人而給以不同的治療方法,具體情況具體對待,同一臨床表現,人不同、地不同、時不同,治療方法也就不同,把病和人密切結合成一個整體,因而中醫的辨證比較全面、深入、細緻、具體,特異性比較強,治療上的針對性也就比較強。而西醫的對症治療,則完全是以單個症狀為物件,而相同的症狀,常常又有不同的性質,也就不可避免地顯得簡單和機械,這與中醫的辨證論治毫無共同之處。同時,西醫的辨病雖然有其明顯的優越性,但卻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某些地方過多地強調病變局部,相對地忽視整體,常
常把病和病人分隔開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機械唯物論的觀點,再加上西醫歷史較短,自然科學到今天為止仍然是處於發展階段,還有很多現象不能用今天的科學完全闡明,弄不清的問題還很多,因而在對某些疾病的認識上還不能深入,無法診斷的疾病還很多,因而在對疾病的某些防治措施上,相對來說還顯得比較貧乏,束手無策的疾病還很多。今天的中西醫之間,還存在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的事實。應當取長補短, 不要護短忌長。假如中西醫的一方出現了一無所長, 那就不存在什麼中西醫結合問題了。古訓必須勤求,新知亦應吸收;古代醫籍要多讀,近代著述勿忽視;經方極可貴,時方有妙用。如西醫在用抗菌素的同時,中醫不分寒熱虛實, 亦隨著而用大量清熱解毒藥,諸如此類,僅是中藥加西藥,不是有機的中西醫結合。 應該對某些症狀的療效,西優於中,則以西為主;另一些症狀的療效,中勝於西,則以中為主,相互取長補短,緊密協作,反復實踐,摸索規律。並不拘于經方時方之別, 或加減增損,或經方時方配合,變古方之制為我用,或參酌數方之意融為一方, 或參以單方、驗方,隨病機層次組成新的處方。不在藥多,而在精煉,主次輕重得當;不在量大,而在輕靈對證。西醫之言細菌,即中醫所謂病邪,西醫能殺菌滅毒, 中醫亦能殺菌滅毒。如桂枝湯、麻黃湯、白虎湯、承氣湯,或表或化,或吐或下, 使邪盡而病癒者,皆殺菌之法也。如西醫診為炎症,中醫便盲目運用若寒,往往不能達到消炎的目的,因中醫對西醫的炎症,有虛實寒熱之分,若不辯證地死搬硬套,就達不到予期的療效”。
名醫師承講記》 李靜 著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我出身于中醫世家,自幼學醫,十三歲始背誦《醫學三字經》《湯頭歌》《藥性賦》《瀕湖脈訣》等醫書。耳聞目睹,父輩接受西醫藥較早,解放前即用中西醫結合。治內外婦兒之病均用中西醫結合,而仍以中醫藥為主。既用土黴素糖粉,四環素糖粉,紅黴素糖粉,阿斯匹林片,複方氨基比林針劑,青黴素針劑等西藥治小兒病,又擅用《丹溪女科》,《付青主女科》中方治婦科病聞名鄉里。北方人感冒,祖輩一般都用九味羌活湯以治之。父輩合用些土黴素片,注射青黴素,那時認為即是中西醫結合了。治外科瘡瘍,父輩會用手術刀開刀,中藥內服。母親腰部長一瘡則治療二年始愈。成年後讀諸醫書漸多,方悟母親病是陰瘡,又叫“骨癆”氣血大虧,所以愈之也慢。
我出生不久,母親即患病,長至八歲時,母親二十多歲即病故,父親說母親死于癆病,那年是1960年,正是國家困難時期。母親的病也受影響。後來我立志學醫,母親死于病是主因也。古人雲: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父輩希望我能成為一名醫生。說自已治不好母親的病是一大遺憾。我想自已如果能成為一個能解除病人痛苦的醫生,如果能成為一方名醫,在中醫學術上有所建樹,乃不枉人生一世。至1966年文革動亂開始,學校停課,學生開始大串連,我已15歲了,父親則讓跟他學抄方配藥抓藥,晚間診餘則讀醫書。有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熟讀湯頭三百首,不會看病也會開方”。至1968年我十八歲,即開始從一套五十年代的中醫教材學起,計有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學,中醫診斷學,中醫針灸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中醫藥物學,中醫方劑學,中醫各家學說講義等。白天跟著抄方抓藥,晚上則在燈下看書。針灸是在自已身上的足三裏穴位來練習的。不明白的便可問父親。看到祖父輩皆忙於診務,自已在學習時感到文化水準和知識面薄弱,故而開始拼命地買書讀書,除中醫書外,包括文學方面的書與西醫書。經常光顧書店。每到一地,先去新華書店。包括四大經典文學名著。亦喜愛雜文與小說。醫書讀漸多,深深知道了古人所說的“讀書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治病三年,便謂天下無方可用”是指的什麼。父親的醫術在當地應該是可以了,可是母親的病還是沒能治好。後來明白“骨癆”相當於西醫所說的骨結核。
18歲時,父親不在的時候,來了病人,學著父親與人診斷,開方用藥,小病是治好了一些。有的病稍微複雜一點則不行。自認為辨證準確,然而病人服下去毫無效果。因此多次受到父親的訓斥。有一感冒病人,惡寒發熱,我與其開祖父輩常開的九味羌活湯一劑,滿以為可一劑治癒。第二天病人來說亳無效果。父親說:“你認為看了一點書,即可以給人看病了,能夠治病救人了,早著呢。是感冒都用九味羌活湯嗎?湯頭歌上是怎麼說的?”九味羌活用防風,細辛蒼芷與川芎,黃芩生地同甘草,三陽解表宜薑蔥。我背了一遍。父親說:“對啊,三陽解表,此病是在三陽嗎?明明有寒熱往來,是少陽證,是小柴胡湯證,還用九味羌活湯能行嗎?九味羌活湯是治外受風寒濕邪,內有熱象,以風為主證的外感病的。以頭痛身重為主證的。不是所有感冒都可以用的。只會比胡蘆畫瓢啊?不會辨證啊?看我們用九味羌活湯多次有用,那是該用的才有效,要好好地讀書,認真地讀,先學會認識藥,如何抓藥,如何配藥,這也是在學醫啊,當醫生不識藥如何能行,先從看小病開始,沒有把握的病,診斷不明的病,可以問我嘛,可以讓我看嘛。古人學徒,都要學三年才行的。你現在先學識藥抓藥配藥,一邊跟我學臨證抄方。先學著開些西藥和中成藥,開中藥處方再等幾年,”記得有一次,我看中藥該進藥了,便自已列寫了一張所需進藥的單,當歸,白芍,生地,羌活,防風,細辛,半夏等各五斤,父親看後大為光火:“你知道哪些藥用量大,該多進,哪些藥用量小,該少進嗎?當歸五斤夠用的嗎,細辛五斤用得了嗎?去一次城裏,一次該進多的進少了能行嗎,不該進多的也進哪麼多能行嗎?”
父親既是慈父,又是嚴師。每遇病人,先由我看舌診脈,然後說一下病是何病,證是何證,脈是何脈,該用何法,治用何方。然後再由父親重診。診後再給予講解。時日久了,故而明白古人說“讀書難,讀醫書尤難;讀醫書得真詮,則難之又難”的精義所在。方知“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世無難治之病,有不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的道理”。對於清代王維國《人間詞話》裏的治學三個境界:“昨夜西風調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更加深有感觸。
前人程鐘齡在《醫學心悟》一書中曰:“知其淺而不知其深,猶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猶未知也。”陳修園曰:“傷寒愈讀愈有味,經方愈用愈神奇。日間臨證,晚間查書,必有所悟。”明白了在溫病學研究方面有顯著成就的吳鞠通,是完全靠自已的刻苦鑽研而成功的。清代名醫尤在涇自幼家境貧寒,但由於自已的刻苦鑽研、勤奮攻讀,終於在醫學和文學上達到了較高的造詣。金元名家朱丹溪在功成名就的暮年,仍千里迢迢尋訪葛可久,不恥下問,邀同會診,以彌補自已針灸方面的不足。清代名醫葉天士勤奮一生,拜師從學十七人,終於建立了衛氣營血學說,開拓了溫熱病辨證論治的先河。徐靈胎費時三十年,方著《傷寒論類方》,趙學敏不惜耗時耗財,博采眾多走方郎中之不傳秘方而著成《串雅內外編》與《本草綱目拾遺》。而我因時代的限制,未能進入醫學高等課堂深造深以為憾事,故對諸家學說,歷代名醫名家著述甚感興趣。對近代與當代名醫名作尤為喜受。
蒲輔周論醫時強調:“讀書時,要有自已的頭腦,決不可看河間只知清火,看東垣則萬病皆屬脾胃,看丹溪則徒事養陰,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長而為已用。河間在急性熱病方面確有創見;子和構思奇巧,別出手眼,不過最難學。東垣何嘗不用苦寒;丹溪何嘗不用溫補。不可人云亦云。”
蒲老又論曰:“若讀東垣書,而不讀河間書則治火不明;讀河間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宜不明;讀丹溪書而不讀子和書,則不明其真陰真陽之理;不讀高鼓峰書豈知攻伐太過之陰虛陽虛之弊;不讀吳又可書,則不知瘟疫與傷寒之不同;不讀喻嘉言書,又安知秋傷於濕之誤和小兒驚風之非。”
讀嶽美中論醫:“僅學《傷寒》易涉於粗疏,只學溫熱易涉於清淡;粗疏常致於僨事,輕淡每流於敷衍。應當是學古方而能入細,學時方而能務實;入細則能理複雜紛亂之繁,務實則能舉沉寒痼疾之重。從臨床療效方面總結,治重病大證,要注重選用經方;治脾胃病,李東垣方較好;治溫熱及小病輕病,葉派時方細密可取。把這些知識用之臨床,確乎有法路寬闊、進退從容 之感。在肯定以往經驗的基礎上,也感覺到執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綜合古今,參酌中外,也難免有削足適履的情況。但若脫離成方,又會無規矩可循,走到相對主義。”
金子久曰:“內、難、傷寒、金匱為醫學之基礎,然在應用時即感不足,如金匱要略為雜病書之最早者,然以之治內、外、婦科等病,不如後世書之詳備。所以唐宋諸賢補漢魏之不足,迨至明清諸名家,于溫病尤多發揮。”
周鳳梧曰 :“把金元四大家歸納為:張子和的攻破,是祛邪以安正,李東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祛邪。當正虛為主時,採用東垣法,邪實為主時,採用子和法,二者並不矛盾。劉河間之寒涼,是瀉陽盛之火,朱丹溪之補陰,宜於治陰虛之火,兩家都能治火,只是虛實有別。東垣諸方之所以補而不壅,全在於補中有行。河間之所以寒不傷中,全在於寒而不滯,使苦寒之藥,只能清火,不致於留中敗胃。有時也純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劑,如黃連解毒湯等,但究是少數。子和之主攻破,畢竟是施於經絡湮淤,或腸胃瘀滯之實症,如果不實而虛,即非所宜。”
近代名醫大家方藥中老師之論極為精僻,為現代中醫辨證施治,診斷處方遣藥之準繩。方藥中曰:“西醫的辨病論治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的,是以病因學、病理學、解剖學為基礎,以實驗室檢查等為依據的,因而其辨病較為深入、細緻、具體,特異性比較強。中醫的辨病論治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的,幾乎完全是以臨床表現為依據。而不同的疾病具有相同的臨床表現又很多,因此中醫辨病就不免顯得粗糙和籠統,因而臨床上針對性也就比較差,中醫的辨病實際上是單、驗方的對症治療。中西醫比較,西醫的辨病顯然比中醫的辨病要好。另一方面,中醫講辨證論治,西醫也有對症治療,從表面看似乎也有相似之處,但實際上卻根本不同。中醫的辨證論治是建立在中醫的整體恒動觀的思想體系的基礎之上的。辨證論治是綜合、歸納、分析有關患者發病(包括臨床表現在內)的各種因素和現象而作出的診斷和治療。它強調因時、因地、因人而給以不同的治療方法,具體情況具體對待,同一臨床表現,人不同、地不同、時不同,治療方法也就不同,把病和人密切結合成一個整體,因而中醫的辨證比較全面、深入、細緻、具體,特異性比較強,治療上的針對性也就比較強。而西醫的對症治療,則完全是以單個症狀為物件,而相同的症狀,常常又有不同的性質,也就不可避免地顯得簡單和機械,這與中醫的辨證論治毫無共同之處。同時,西醫的辨病雖然有其明顯的優越性,但卻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某些地方過多地強調病變局部,相對地忽視整體,常
常把病和病人分隔開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機械唯物論的觀點,再加上西醫歷史較短,自然科學到今天為止仍然是處於發展階段,還有很多現象不能用今天的科學完全闡明,弄不清的問題還很多,因而在對某些疾病的認識上還不能深入,無法診斷的疾病還很多,因而在對疾病的某些防治措施上,相對來說還顯得比較貧乏,束手無策的疾病還很多。今天的中西醫之間,還存在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的事實。應當取長補短, 不要護短忌長。假如中西醫的一方出現了一無所長, 那就不存在什麼中西醫結合問題了。古訓必須勤求,新知亦應吸收;古代醫籍要多讀,近代著述勿忽視;經方極可貴,時方有妙用。如西醫在用抗菌素的同時,中醫不分寒熱虛實, 亦隨著而用大量清熱解毒藥,諸如此類,僅是中藥加西藥,不是有機的中西醫結合。 應該對某些症狀的療效,西優於中,則以西為主;另一些症狀的療效,中勝於西,則以中為主,相互取長補短,緊密協作,反復實踐,摸索規律。並不拘于經方時方之別, 或加減增損,或經方時方配合,變古方之制為我用,或參酌數方之意融為一方, 或參以單方、驗方,隨病機層次組成新的處方。不在藥多,而在精煉,主次輕重得當;不在量大,而在輕靈對證。西醫之言細菌,即中醫所謂病邪,西醫能殺菌滅毒, 中醫亦能殺菌滅毒。如桂枝湯、麻黃湯、白虎湯、承氣湯,或表或化,或吐或下, 使邪盡而病癒者,皆殺菌之法也。如西醫診為炎症,中醫便盲目運用若寒,往往不能達到消炎的目的,因中醫對西醫的炎症,有虛實寒熱之分,若不辯證地死搬硬套,就達不到予期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