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是西医们能懂的
發表於 : 2012-03-20 , 14:41
前一段时间，有人闹得沸沸扬扬地要取消中医，说中医是伪科学。因为按照科学的定义，中医不能进行可重复实验的检验。众所周知,科学的定义由西方产生，是受西方文化背景影响的，西医也正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原则下发展和进化的。那么，产生于原土中国文化的中医，“科学”能证实吗？它的有效性需要“科学”证实吗？本文想从以下几点探讨这个问题。
1 西医与中医诊治疾病的比较
西医是以还原论的方法分析整体为器官、组织、细胞、分子而寻找疾病的终结病因和病位的医学。如感冒,当伴有发热、恶寒、头身疼痛等症状时，西医可能会考虑到呼吸道感染,第一步先进行血液分析。如果血液中白细胞升高，可能是细菌感染,降低则可能是病毒感染。具体是什么细菌感染呢，再去进行细菌培养,作药敏分析，最后决定治疗原则。无可否认,西医辨病的过程有章可循，完全符合“科学”的实验还原。中医对于同样的感冒症状,会如何考虑呢？中医以辨证施治，讲究的是整体观,即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何为中医的“证”？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望、闻、问、切这些手段来采集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表象，用于疾病的诊断。如色泽的明暗、声息的洪亮低微、脉象的部位、脉动过程来辨别病情的阴阳、表里、寒热和虚实等属性。若病在表,则根据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辨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证,再根据辛温解表或辛凉解表方法，给予适当的治疗。可以说，中医收集到的数据，不用于辨“病”,而用于辨“证”。因此，其数据没有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实验室指标,而是语言的描述。这与“科学”的定义相去甚远,首先，它不能定量化，没有借助客观的实验依据，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更多的是主观的判断，因此，无法做到可重复性检验。
2 近代中医药研究的误区
中医在中国应用了几千年，如今仍然作为有效的医学手段解决了现代医学都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应该说，实践证实了中医的有效性。可是，为什么“科学”无法证实呢？为了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近几十年来，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在对中医药理论进行现代化研究，试图用西医的实验室指标来解释中医。例如，对于中医“证”的研究，人们分别从生化、生理指标，甚至从基因表达方面来研究，涉及消化、免疫、内分泌、能量代谢、植物神经、造血、泌尿等多个系统来研究。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观察指标随着研究者或研究对象的不同出现了互为矛盾的结果，有些实验指标并不具有特异性，仅能作为证的一个参考指标。如涂伟钦[1]发现，标实证患者铁含量显著升高，而汪坤[2]研究发现肾虚之人，铁的含量会下降;尿17-羟皮质类固醇降低曾作为肾阳虚特异性指标，但后来对脾阳虚和胃阴虚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再如，在中药的现代化研究中，人们热忠于寻找药物的有效成分，并进行中药药理研究。中药以其性能治病，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有毒无毒等;中药方剂通常为多味中药组成，其组成原则是君、臣、佐、使。先不说一个方剂的成分复杂，就是单味药，其成分已经数不胜数。即便单味药中的有效成分已经明确，又如何说明其性能，也就更不能解释方剂的配伍原则。事实上，中药的有效性并不在几个基本有效单元，而是多个组方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使用其中一个或几个基本单元，不能说是中药，只能称之为植物化学药，因为它偏离了中药的使用原则。“科学”面临中医的现代研究，依然显得很苍白。
3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特点
近代这些研究陷入僵局的原因是由于研究者没有真正分清中医和西医理论体系的不同，从认识论的错误导致了方法论的错误。祝世讷[3]指出，物质现象的本质和物质现象的物质基础不是一回事，物质现象的本质不能归结为某种特异性的实物粒子。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以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生命规律的必然结果，其基础是医疗实践与哲学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中医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又具有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因此，中医的辨证施治应从整体出发，把一个整体“割裂”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必然造成以偏概全。事实上，用物质或微粒来还原中医中药的本质根本无法做到，因为一个有机整体中每个物质互相关联(即阴阳的互根互用)，每个物质都处于动态的变化(阴阳的消长平衡)，在变化中又能引起其他物质的变化(阴阳的相互转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各种交错复杂现象的出现。因此，如果以西医的研究方式研究中医，中医的确是“伪科学”，因为无法实现实验室意义上的可重复性检验。
但是，实验室意义上的可重复性检验是构建在线性科学基础上的。如果用阈值代替误差，用模糊代替精确，应用理论模型的方法，中医又可实现可重复性检验。传统中医药学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出发，通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及对生命现象的观察形成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形成原理。在使用这些原理来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筛选出行之有效的，并在反复证实之后，将之形成理论。从现代统计学角度看，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采用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归纳出证型与证的关系，证型的主、次、兼证关系，中药组方中君、臣、佐、使关系，症状与证型的关系等等。它只是以语言的方法来描述统计学中方程式。举个例子，如与肝郁血虚脾弱证相关的症状表现为两胁作痛、神疲食少、月经不调、寒热往来、乳房胀痛等。在这里，以肝郁血虚脾弱证为因变量Y，与之相关的症状定为自变量X，可做出多元回归方程。通过这个方程，所有的患者都可从症状来判断是否为肝郁血虚脾弱证，若是，均可使用逍遥散加以治疗。从这点上说，中医同样可以实现可重复性检验。在这里，中医的“科学性”似乎看到一线曙光。
1 西医与中医诊治疾病的比较
西医是以还原论的方法分析整体为器官、组织、细胞、分子而寻找疾病的终结病因和病位的医学。如感冒,当伴有发热、恶寒、头身疼痛等症状时，西医可能会考虑到呼吸道感染,第一步先进行血液分析。如果血液中白细胞升高，可能是细菌感染,降低则可能是病毒感染。具体是什么细菌感染呢，再去进行细菌培养,作药敏分析，最后决定治疗原则。无可否认,西医辨病的过程有章可循，完全符合“科学”的实验还原。中医对于同样的感冒症状,会如何考虑呢？中医以辨证施治，讲究的是整体观,即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何为中医的“证”？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望、闻、问、切这些手段来采集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表象，用于疾病的诊断。如色泽的明暗、声息的洪亮低微、脉象的部位、脉动过程来辨别病情的阴阳、表里、寒热和虚实等属性。若病在表,则根据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辨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证,再根据辛温解表或辛凉解表方法，给予适当的治疗。可以说，中医收集到的数据，不用于辨“病”,而用于辨“证”。因此，其数据没有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实验室指标,而是语言的描述。这与“科学”的定义相去甚远,首先，它不能定量化，没有借助客观的实验依据，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更多的是主观的判断，因此，无法做到可重复性检验。
2 近代中医药研究的误区
中医在中国应用了几千年，如今仍然作为有效的医学手段解决了现代医学都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应该说，实践证实了中医的有效性。可是，为什么“科学”无法证实呢？为了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近几十年来，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在对中医药理论进行现代化研究，试图用西医的实验室指标来解释中医。例如，对于中医“证”的研究，人们分别从生化、生理指标，甚至从基因表达方面来研究，涉及消化、免疫、内分泌、能量代谢、植物神经、造血、泌尿等多个系统来研究。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观察指标随着研究者或研究对象的不同出现了互为矛盾的结果，有些实验指标并不具有特异性，仅能作为证的一个参考指标。如涂伟钦[1]发现，标实证患者铁含量显著升高，而汪坤[2]研究发现肾虚之人，铁的含量会下降;尿17-羟皮质类固醇降低曾作为肾阳虚特异性指标，但后来对脾阳虚和胃阴虚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再如，在中药的现代化研究中，人们热忠于寻找药物的有效成分，并进行中药药理研究。中药以其性能治病，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有毒无毒等;中药方剂通常为多味中药组成，其组成原则是君、臣、佐、使。先不说一个方剂的成分复杂，就是单味药，其成分已经数不胜数。即便单味药中的有效成分已经明确，又如何说明其性能，也就更不能解释方剂的配伍原则。事实上，中药的有效性并不在几个基本有效单元，而是多个组方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使用其中一个或几个基本单元，不能说是中药，只能称之为植物化学药，因为它偏离了中药的使用原则。“科学”面临中医的现代研究，依然显得很苍白。
3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特点
近代这些研究陷入僵局的原因是由于研究者没有真正分清中医和西医理论体系的不同，从认识论的错误导致了方法论的错误。祝世讷[3]指出，物质现象的本质和物质现象的物质基础不是一回事，物质现象的本质不能归结为某种特异性的实物粒子。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以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生命规律的必然结果，其基础是医疗实践与哲学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中医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又具有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因此，中医的辨证施治应从整体出发，把一个整体“割裂”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必然造成以偏概全。事实上，用物质或微粒来还原中医中药的本质根本无法做到，因为一个有机整体中每个物质互相关联(即阴阳的互根互用)，每个物质都处于动态的变化(阴阳的消长平衡)，在变化中又能引起其他物质的变化(阴阳的相互转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各种交错复杂现象的出现。因此，如果以西医的研究方式研究中医，中医的确是“伪科学”，因为无法实现实验室意义上的可重复性检验。
但是，实验室意义上的可重复性检验是构建在线性科学基础上的。如果用阈值代替误差，用模糊代替精确，应用理论模型的方法，中医又可实现可重复性检验。传统中医药学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出发，通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及对生命现象的观察形成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形成原理。在使用这些原理来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筛选出行之有效的，并在反复证实之后，将之形成理论。从现代统计学角度看，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采用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归纳出证型与证的关系，证型的主、次、兼证关系，中药组方中君、臣、佐、使关系，症状与证型的关系等等。它只是以语言的方法来描述统计学中方程式。举个例子，如与肝郁血虚脾弱证相关的症状表现为两胁作痛、神疲食少、月经不调、寒热往来、乳房胀痛等。在这里，以肝郁血虚脾弱证为因变量Y，与之相关的症状定为自变量X，可做出多元回归方程。通过这个方程，所有的患者都可从症状来判断是否为肝郁血虚脾弱证，若是，均可使用逍遥散加以治疗。从这点上说，中医同样可以实现可重复性检验。在这里，中医的“科学性”似乎看到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