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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家傳記

發表於 : 2007-02-16 , 13:19
懸壺子
醫學家傳記


        一、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禮,號肅齋,婺州浦江(今屬浙江諸暨縣)人,家世業儒,並數世業醫。父戴士堯(1307~1349)是文學家戴良之兄。早年棄儒學醫;弟思溫,字原值,號益齋,亦以醫名。元至正三年(1343),戴士堯攜子思恭、思溫至義鳥,投丹溪門下學習。戴氏還從羅知悌學過醫。
  洪武間,以太醫院石逵薦,入為御醫。受朱元璋賞識,授迪功郎、正八品御醫,建文初,升任太醫院使。永樂元年(1402),乞歸,奏章四上,方準其請。
  戴氏臨証,辨証細,用藥準,著有《秘傳証治要訣及類方》、《本草摘抄》、《類証用藥》;《推求師意》、校補有朱丹溪的《金匱鉤玄》等。《秘傳証治要訣及類方》刊於1443年,以論述內科雜病証治為主。
  《推求師意》為闡發丹溪未盡之意而作,原無刻本,嘉靖中汪機得之,為汪氏弟子陳桷校刊,書名為汪氏所題。凡2卷。
  《金匱鉤玄》,朱丹溪撰,戴氏作了訂正和校補,約成於1358年,凡3卷。
  戴氏尊丹溪,對六鬱辨証及治法,都很精審。指出傳化失常是致鬱關鍵,在鬱証中又以中焦致鬱居多,深化了丹溪六鬱之說。戴氏對劉完素、張子和、李東垣諸家說,俱深入鑽研,擇善而從,不拘一家,無門戶之見。

  二、王履
  王履(1332~1391),字安道,號畸叟,又號奇翁、抱獨山人。江蘇崑山人,著有《醫經溯洄集》1卷、《百病鉤元》20卷、《醫韻統》100卷,以及《小易賦》、《十二經絡賦》等。惟《醫經溯洄集》行世。洪武四年(1371)至長安,任秦王府良醫正10餘年。1383年,登華山巔,繪華山風景畫40幅,寫詩150首,畫現存放富博物院。
  《醫經溯洄集》,撰於1368年,載醫論21篇。書名溯洄,寓推溯醫源義,探討《內經》、《難經》、《本草經》、《傷寒論》及歷代諸家之作,提出不少獨見。
  王氏對傷寒溫病之辨頗精,謂溫病是“感天的惡毒異氣”而致,“溫暑及時行寒疫、溫瘧、風溫、溫毒,決不可以傷寒六經諸病為通治”。
  王氏對宋以來傷寒397法之說提出異議,認為應把《傷寒論)作方法論讀,“讀者當活法,勿拘執”。這是一個重要思想。
  王氏評論以往醫家,每有創見。其論“外感法仲景,內傷宗東垣,雜病主丹溪”等,為學醫者之標的,至今醫界多所遵循。
  子伯乘永樂中以醫鳴於兩京,無嗣,傳其秘於婿沈仲實。仲實孫承先,亦善醫,安道有徒許諶,字元孚,諶婿太倉陶治,傳其業。

  三、熊宗立
  熊宗立(約1415~1487),一名均,字道軒,自號勿聽子,建陽(今福建建陽縣)人。從劉剡學醫卜術,推崇五運六氣之說,著述甚豐,日本醫生真長蘭軒曾從其學。
  著有《名方類証醫書大全》24卷(1447)、《黃帝內經素問靈樞運氣音釋補遺)1卷,《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又名《新編俗解八十一難經圖要》)7卷(1438),《傷寒運氣全書》(又名《傷寒活人指掌圖論》)10卷(1458),《醫學源流》1卷,《增補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備急海上方》2卷,《婦人良方補遺大全》1卷,《類証註釋錢氏小兒方訣》,注有宋代陳文中《小兒病源方論》10卷。

  四、韓懋
  韓懋,(1441~1522?),又名白自虛。字天爵,號飛霞子,人稱白飛霞。正德間,武宗賜號抱一守正真人,四川瀘州人。出身官宦之家,因生來孱弱,父母多病,科舉失利,遂學醫。曾師辜其表鼻華恆岍、金華王山人、武夷仙翁黃鶴老人,又得峨眉高人陳斗南秘術。醫術精湛,游走半天下。
  韓氏通易,尊《素》、《難》如六經,認為丹溪“能集名醫之大成”。著有《韓氏醫通》2卷,《楊梅論治方》1卷;《海外奇方》等,現僅存《韓氏醫通》,是一部少而精之作。
  韓氏重脾胃中和之氣,所制三子養親湯、黃鶴丹等。藥僅二、三味,功效顯著,至今為臨床喜用。

  五、王倫
  王倫(1453~1510)。字汝言,號節齋。先世居陝西銅川,五代時遷居浙江慈溪。出生於官僚家庭。1484年舉進士,歷官禮部郎中、廣東參政、湖廣右布政使、副都禦使、湖廣巡撫。因父病精醫,兄經,進士,亦知醫。王氏從政期間,堅持醫事作用中。
  著有《明醫雜著》6卷、《本草集要》8卷、《醫論問答》、《節齋胎產醫案》、《節齋小兒醫書》等。
  王氏在醫理上主張,“宜專主《內經》,而博觀乎四子”。認為仲景、東垣、河間、丹溪四子之書“各發明一義”,博觀乎四子之學,“斯醫道之大全矣”。

  六、汪機
  汪機(1463~1539),字省之,號石山居士。安徽祁門人。幼習舉子業,屢試不第。因母病究心醫學,遂棄儒學醫。父汪渭,字公望,當地名醫,著述甚多,有《醫學原理》13卷(1519),《讀素問鈔》3卷、補遺1卷(1519),《運氣易覽)(1519)、《傷寒選錄》8卷、《補訂脈訣刊誤》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針灸問對》3卷(1532)。編輯有戴原禮《推求師意》。生平治驗由弟子陳桷(字惟宜)編成《石山醫案》4卷(1519)。汪氏還編有《本草會編》20卷,已佚。
  汪氏宗《內經》、《難經》,強調治病以調補氣血為主,尤重理氣。
  在外科治療中,強調“外科必本於內,知乎內以求乎外”,應以補元氣為主,以消為貴,以托為畏,對外科發展有較大影響。
  針灸上本《素》、《難》,認為針能治有餘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補無瀉,針有瀉無補。
  汪氏治病、效驗著著,聲名很高。

  七、薛己
  薛己(1487~1559),字新甫,號立齋。吳郡(今江蘇蘇州市)人。父薛鎧,字良武,府學諸生,弘治中以明醫征為太醫院醫士,以子已故贈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兒科及外科見長。薛氏得家傳,原為瘍醫,後以內科擅名。1506年,薛已補為太醫院院士;1511年,經外差初考考滿,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醫;1519年,任南京太醫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醫院院使致仕。薛己離職後,不辭辛苦,常遠到嘉興、四明、下堡、橫金等處行醫。薛氏勤於著述。
  薛氏著述大致有三類,一類是他自己的著述,有《內科摘要》2卷,《婦科撮要》2卷,《過庭新錄》(一名《保嬰金鏡錄》)1卷,《外科發揮》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樞要》4卷,《正體類要》2卷,《口齒類要》1卷,《 瘍機要》3卷,《外科經驗方》1卷。《內科摘要》是我國第一次以內科命名學科及書名者。《 瘍機要》是麻風專著;《正體類要》是正骨科專書;《口齒類要》是口腔和喉科專著,都是現存最早的專科文獻。
  第二類是經他校注和增補的著作,有宋代陳自明《婦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錢乙《小兒藥証直訣》3卷;宋代陳文中《小兒痘疹方論》1卷,王綸《明醫雜著》6卷;倪維德《原機啟微》3卷;薛鎧《保嬰撮要》20卷。薛氏校書,常附以己見和醫案。如對《婦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瘡瘍兩門,附有個人治驗和方劑,對《原機啟微》,也有增補。
  第三類純屬校刊性質。有滑壽《十四經發揮》3卷,杜本《敖氏傷寒金鏡錄》1卷,徐用誠《本草發揮》4卷,陶華《癰疽神祕驗方》1卷。
  薛氏重視脾胃與腎命,主張人以脾胃為本,臨証多用甘溫益中、補土培元等法。

  八、萬全
  萬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號密齋。湖北羅田人。祖籍豫竄(今江西南昌市)。祖父杏城,以幼科聞名鄉里。父菊軒,因兵荒定居羅田大河岸,以幼科名,“遠近聞而頌之”。萬氏因科舉失意,乃矢志醫學。
  萬氏廣納前人經驗,繼承家學,著書立說,撰有《保命歌括》35卷,《傷寒摘錦》2卷,《養生四要》3卷,《內科要決》3卷,《幼科發揮》4卷,《育嬰祕訣》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書》5卷,《片玉疽疹》13卷,《廣嗣紀要》16卷。合為《萬密齋醫書十種》,凡108卷,70餘萬字。此外,有手秒墨本10餘種,現存有《萬氏外科心法)、《酒病點點經》、《萬氏秘傳眼科》,並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萬氏以兒科及婦科見稱。兒科宗錢乙,重小兒護養和疾病預防,辨証強調四診兼顧,治方重視脾胃。家傳方中的牛黃清心丸、玉樞丹、安蟲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為臨床習用。

  九、高武
  高武,生卒年月不詳,約生活於十六世紀。號梅孤,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喜讀書,天文、律呂、兵法、騎射無不嫻習。嘉靖間,中武舉,以策乾當路,因不合棄歸。晚年研究醫學,尤長針灸。著《針灸聚英》4卷(1529),《針灸節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還有《射學指南》、《律呂辨》、《發揮直指》等。
  高氏為訂正穴位,親制針灸銅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針灸史上針灸史上是少見的。

  十、李時珍
  李時珍(1518~1593),字東璧,晚號瀕湖山人,蘄州(今湖北蘄春縣)人,生於世醫之家。祖父為鈴醫。父李言聞,字子鬱,號月池,當地名醫,曾封太醫院吏目,著有《四診發明》、《奇經八脈考》、《蘄艾傳》、《人參傳》、《痘疹証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歲中秀才,三次赴武昌鄉試未中,遂專志於醫。
  李氏博學多藝,鄉試失利後,從理學家顧日岩處學過經學。上自經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閱覽,對理學有很深造詣。李氏承家學,閱讀醫書,教授生徒,為貧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癒富顧王朱厚之子,被聘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醫所,被薦為太醫院判。
  1552年,李氏開始蒐集材料,為編著《本草綱目》作準備。李氏編著《本草綱目》,以宋代唐慎微《証類本草》為藍本,集唐、宋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藥藉之不足、繼承我國本草研究的傳統,獨闢蹊徑,把本草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李氏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達到一個新水準。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自己的實踐經驗為基礎,改善了古代科學方法,積累了科學研究的新經驗。李氏成功地運用了觀察和實驗、比較和分類、分析和綜合、批判繼承和歷史考証方法。
  觀察和試驗是本草藥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時珍對藥物採用親自擷取、仔細觀察,以得其真的方法,獲得很大成功。分類是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分類使藥物研究體系化,關鍵還是如何確立分類的標準。李時珍打破本草學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類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類法,使分類體系更為科學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類法,他還在陶弘景主治藥分類法基礎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藥分類法,創立了藥物歸經分類法。
  李時珍為弄清每味藥物,提出釋名、集解、辨疑、正誤、修治、氣味、主治、發明、附方八項任務,這八項不是每味藥全有,有的五項、六項不等。實際上是對每味藥既作出系統分析,又進行了全面綜合,而在分析基礎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綜合。
  批判繼承和調查研究是李時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藥,總是先參考諸家本草,考核諸家異同,用自己觀察試驗結果,加以參証:《本草經》中只載枸杞之名,未言明藥用部位;《名醫別錄》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藥性論》謂枸杞甘平、子、葉皆同,《本草衍義》說枸杞是梗皮,李時珍說:“竊謂枸杞:苗、葉,味苦甘而氣涼;根,味淡氣寒;子,味甘氣平,氣味既殊,則功用當別。此後人發前人未到之處也”。李氏經過研究,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發前人未到之處”,這種精神,貫穿於他的全部研究作用中中。
  李氏躬親實踐,廣泛向勞動人民學習,注意調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 一藥,眾說紛壇,有謂似酸漿,有說為蒼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經過廣泛征詢,聚諸草諦視,得出 即豬膏母之確論,他從京師還,見車夫用旋復花治跌打損傷,遂肯定其益氣續筋,補勞損之功。鄰家小兒食積,偶取羊食之,歸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載此品種入本草。他從獵戶口中知虎骨強志壯神之功能;從菜農處明確芸苔即油菜,從工人處學得防止採礦中毒之法,山人、漁翁、農夫、皮匠、獵戶,都是他的老師,使他從調查研究中獲益非淺。
  歷史考証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學方法。通過文獻考柬,《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來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經中得到的醫葯知識。經過歷史考証,指出“按《本經》胡麻亦名巨勝,《抱朴子》雲,巨勝一名胡麻,以黃麻於及大藜子偽為胡麻,誤而又誤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張人定勝天,通過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堅定了這一信念,認為藥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效能。藥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鹹寒藥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說之誤,批判服食飛升舉之謬,服金銀,為賴水谷血肉之軀所不堪,“求仙而喪生,可謂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說;服食成仙“誤食之罪,通乎天下”,藥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學嚴謹,對不詳事物,常用“未審然否”?“亦無所詢征,妨附於子,以俟博識”,作為結語。
  1578年,《本草綱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倉訪王世貞求序。李氏歿後,方得刊行。書印行後,節譯成全譯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諸種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約瑟說:“明代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瀕湖脈學》1卷,撰於1564年。李氏強調四診合參,反對單以脈診決病。至於論脈,將24脈分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數、動、滑劃為陽,沉、短、澀、弱、微劃為陰。
  《奇經八脈考》,約撰於1577年,1卷。本書考証歷代文獻,對奇經循行和主病,詳加敘述,且附已見。
  李氏臨証,推崇張元素,重辨病証,立法嚴謹,用藥得當。治療時,或化裁古方,或自組新方,或用民間單驗方,多有良效。
  李氏提出命門在兩腎之間,為趙獻可所發揮;指出“腦為元神之府”,肯定腦為全身中樞的功能。尚著有《命門考》、《集簡方》、《白花蛇傳》、《脈訣考証》等,已佚。《綱目》一書,乃父乃子及弟子龐鹿門均參與編寫,次子建元為書繪圖,可謂以李時珍為主的集體著作。

  十一、徐春甫
  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號東皋,又號思敏、思鶴。祁門(今安徽歙縣)人,出身於詩書之家,父、祖俱業儒。早年攻舉業,因苦學失養,體弱多疾,遂改攻醫,師事當地醫家汪宦。宦深研《內經》,針對王冰注,寫有《醫學質疑》一書。
  徐氏著有《古今醫統大全》100卷,《醫門捷徑》(又名《醫學入門捷要六書》或《醫學入門捷徑六書》)6卷。《古今醫統大全》中的《內經要旨》、《婦科心鏡)、《螽斯廣育》、《幼幼彙集》、《痘疹洩密》等,都曾單獨印行。
  徐氏居京師,任職太醫院,治病以救人為先,是一位關心醫德建設的醫家。
  徐氏是我國民間醫葯學術團體——“一體堂宅仁醫會”的發起人和創辦者,對推動醫學發展,開展學術交流起著一定作用。

  十二、龔廷賢
  龔廷賢(1522~1619),字子才,號雲林山人,又號悟真子。江西金溪人。父龔信,字西園,一說字瑞芝,任職太醫院,撰有《古今醫鑒》8卷。廷賢幼攻舉業,後隨父學醫。他承家學,又訪賢求師,醫名日隆。曾任太醫院吏目。1593年,治癒魯王張妃臌脹,被贊為“天下醫之魁首”,並贈以“醫林狀元”扁額。
  龔廷賢著有:《種杏仙方》4卷(1577)、《萬病回春》8卷(1587)、《復明眼方外科神驗全書》6卷(1591)、《雲林神彀》(1591)、《魯府禁方》4卷(1594)、《壽世保元》10卷(1615)、《小兒推拿方脈全書》3卷(1604)。尚有《醫學準繩》4卷、《經世全書》8卷,《痘疹辨疑全幼錄》3卷,《本草炮製藥性賦定衡》13卷等。亦托名為龔氏所撰。
  上述著作中。《萬病回春》和《壽世保元》流傳最廣。
  《小兒推拿方脈全書》,介紹各種推拿手法及所主病証,附有插圖。
  龔信《古今醫鑒》是在龔廷賢協助下並加以補充而成的。弟廷器、姪懋官均業醫,都任過醫官。襲氏著作淺顯實用,傳入日本、朝鮮等國。

  十三、方有執
  方有執(1523~1593),字中行(一行仲行),號九龍山人。安徽歙縣人。兩番以中風、傷寒、喪妻,五次以中風殤子,遂發憤學醫。著《傷寒論條辨》8卷,後附《本草鈔》1卷、《或問》1卷、《痙書》1卷(1592)。
  方有執一生篤志《傷寒論》研究,推崇張仲景,認為,因年代久遠,經王叔和編次,原文次序有改變,再經成無己註釋,又多更竄,錯簡益多,扦格難讀。須重新整理編排,存回《傷寒論》原貌。因此稱方氏所開創的流派為錯簡重訂派。

  十四、楊濟時
  楊濟時(1522~1620),字繼洲。三衢(今浙江衢縣)人。世醫出身。祖父曾任職太醫院。繼洲幼業舉,因厄於有司,由儒入醫。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選任侍醫,隆慶三年(1568)進太醫院聖濟殿,直至萬歷,三朝任醫官達46年。醫跡遍及閩、蘇、冀、魯、豫、晉等地。在家傳《衛生針灸玄機秘要》基礎上,博採眾書,參以已驗,編成《針灸大成》。
  《針灸大成》為繼《內經》、《甲乙經》、《銅人》之後,對針灸理論及臨床又一次進行了總結。
  楊氏具有豐富臨証經驗,學術主張很有特色。認為治病,針、灸與藥缺一不可,楊氏重視經絡學說,以之指導辨証取穴,提出“寧失其穴,勿失其經”,這樣才能使“穴無不正,疾無不除”。在作業上,強調“巧妙玄機在指頭”,重視補瀉手法,將前人針刺14法概括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溫、進針、指循、爪攝、針對、指搓、指撚、指留、針搖和指拔”。後又簡化為下針8法:揣、爪、搓、彈、格、捫、循、撚。楊氏倡透穴針刺法,介紹了燒山火、透天涼、蒼龍擺尾、赤風搖頭、龍虎交戰、龍虎昇降、馬午補瀉等手法。

  十五、繆希雍
  繆希雍(1546~1627)。字仲淳,號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蘇常熱),後遷金壇。父尚志,兄昌期以東林黨禍斃於獄。繆氏牽連在東林黨內,輾轉逃避,移居金壇。繆氏性耿直,有豪氣。曾師事司馬大復,與不少名醫來往。
  著有《神農本草經疏》3卷(1625),《先醒齋醫學廣筆記)3卷(1622),尚有《續神農本草經疏》、《方藥宜忌考》、《仲淳醫案》、《本草單方》等。
  《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由弟子丁長孺輯錄,語簡法備,切於實用,涉及內、外、婦、兒諸科,多有獨到見解。其中吐血三要法,尤為後世重視,至今用於臨床。
  繆氏深究藥物炮製,謂湯、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同為酒漬,有的須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須細銼,煮酒密封,漸收其效。同為丸藥,麵糊取其遲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薑汁稀糊取其易化,煉蜜丸取其遲化氣循經絡,臘丸難化,意在遲取效。他還認為藥物隨土地變性,用藥當詳察。
  繆氏斥五運六氣之謬,非醫學治病之書,無益於治療。《祝醫五則》則為醫德重要文獻。

  十六、吳昆
  吳昆〔1551~1620),字山甫,號鶴皋,自號參黃子。安徽歙縣人。出身儒門,祖父元昌、父之韜,“俱修德而隱者”。叔祖吳正倫,堂叔吳行簡,俱當地名醫,15歲考舉人未中,“投舉子筆,專岐黃業”。家藏醫書頗豐。吳氏“日夕取諸家言遍讀之”,隨邑人餘午亭習醫,漸有成,餘勉其出遊。遍歷三吳、江浙、荊襄、燕趙等地,師醫道賢於己者,由是醫學大進,兼之熱心治病救人,聲名很快傳播開來。
  吳氏著有《醫方考》(1584)、《脈語》2卷(1584)、《黃帝內經素問吳注》24卷(1594)、《針方六集》6卷(1618)。另有《十三科証治》、《參黃論)、《藥纂》、《砭考》,已佚。
  《素問吳注》對《素問》進行疏解,先簡述大意,再分段註釋。取譬形象,說理透徹,密切聯繫臨床,深受歡迎。
  《醫方考》系方書,按病証分24門,每門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劑700餘首。《脈語》闡述了取脈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脈象、婦女小兒脈象特點等。對太素脈持批判態度。明確規定了病案書寫格式。《針方六解》強調針藥平行。

  十七、武之望
  武之望(1552~1629),字叔卿,自號陽行山人。陝西臨潼人。祖籍陝西白水,萬歷十六年(1588)中解元,次年中進士。歷任安徽霍丘、江蘇江都知縣,吏部考功主事,太常寺少卿,山東按察司副使,吏部考選司主事、大理寺右少卿等。
  武氏早年留心醫學,師事從叔武帶川,1600年“忤當路”免職,對醫學興趣更濃。1606年春,裏中疫氣盛行,以管《保赤全書》治法,按方投劑,旬日間所活近百,深受鄉里讚揚。
  武氏撰有:《濟陰綱目》5卷(1620)、《痘科類編》、《濟陽綱目》108卷(1626),尚有《慈有綱目》、《醫幟》、《海防疏》、《雞肋篇》等。武氏有“關中鴻儒”之稱,酷愛詩文,學問經濟為人稱道。現存《遊溫泉》、《登驪山觀虎斑石》2首,是詠贊臨潼佳山麗水之作。

  十八、王肯堂
  王肯堂(約1552~1638),字宇泰,一字損仲,號損庵,自號念西居士,江蘇金壇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進士。王皋任過知府,遷山東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禦使。1579年,王肯堂鄉試中舉;1589年,中進士,同年選為翰林檢討,備員史館4年。1592年授檢討,因上書抗禦倭寇事,被誣以“浮躁”降職,引疾歸,1606年,又補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轉任福建參政。
  王氏因母病志於醫。1570年,妹瀕死,經王氏治癒。由是延診求方者,庭戶常滿。父王樵以為害舉業,戒止之。罷歸後,復肆力醫學。王氏交遊甚廣,1579年秋,遇繆仲淳於白下(今南京),友誼頗篤。王氏與來華傳教士利瑪竇有交往,探討過歷算。王氏興越廣泛,與郭澹論數緯,與董其昌論書畫,與曾柏大師論參撣,對他改善知識階組,開展醫學研究是有益的。
  王氏著有《証治準繩》44卷,《醫論》4卷,《醫辨》4卷,《胤產全書》1卷,《醫鏡》,輯有《古代醫統正脈全書》,含書44種,由吳勉學校刊,王氏所著《鬱岡齋至麈》(1602),為讀書見聞紮記,有十之三、四為醫學內容,並記述有他與利瑪竇的交往,此外,還撰有《〈尚書〉要旨》、《〈論語〉義府》、《律例箋釋》等。

  十九、陳實功r
  陳實功(1555~1636),字毓仁,號若虛。崇川(今江蘇南通市)人,幼年多病,少年開始究心醫學,專事外科40餘年,著《外科正宗》12卷(1617),蒐集有唐以來外科驗方,結合自身臨証經驗寫成。
  陳氏醫德高尚,對醫德建設十分重視。所寫“醫家五戒十要”,對醫生提出嚴格要求,制定了全面的醫德規範體系,如不計較診金,對貧富患者一視同仁,勤學醫術,精選藥物等,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二十、吳有性
  吳有性(1561~1661?),字又可。吳縣(今江蘇蘇州)洞庭東山人,明代多次溫疫流行,是推動吳氏研究溫疫的客觀動因。當時醫學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以致投劑無效的現象,強有力地推動他思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決心探索溫病。瘟疫流行,“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補、攻補失序而死者。有醫家見不到,急病用緩藥、遷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吳氏痛心疾首,於1642年寫成《瘟疫論》。
  《瘟疫論》中所載傳染病、包括傷寒、感冒、瘧疾、痘疹(水痘、天花)、絞腸痧(霍亂)、疙瘩瘟(腺鼠疫)、蝦蟆瘟(腮腺炎)、大頭瘟、探頭瘟、大麻風、鼠痿(頸淋巴結核)、流火丹毒、目赤腫痛(眼結膜炎、砂眼)、病癉發黃(肝炎、黃疸)、斑疹、嚥腫、瘡疥療腫等,內容廣泛,是他親歷瘟疫流行,臨床經驗的總結。
  《瘟疫論》是中醫發展中一次重大突破,為以後溫病學派開闢了道路。他的創新精神受到廣泛讚揚。吳有性實際上已走到細菌病原說的面前,他所謂的戾氣,有質、有特異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須沿著它再前進,尋找出這種物質本體,便會作出歷史的突破。一則受當時物質技術條件的限制,二則受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的後繼者們在這方面部明顯退步了。
  吳氏尚有《傷寒實錄》,已佚。又有《溫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謨在吳氏原著基礎上,增刪補輯而成。

  二十一、張介賓
  張介賓(1563~1640),字會卿,號景岳,又號通一子。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原籍四川綿竹,其先於明初軍功世授紹興衛指揮,遷浙江會稽。父張壽峰為定西侯客,14歲隨父進京,學醫於京畿名醫金英(夢石),得其傳,青年時期未以醫為業,從軍。因無成就,返京師,專心子醫術。張氏醫名噪京師。“時人比之仲景、東垣”。
  張氏早年崇丹溪陽有餘陰不足之說,中年後,以《內經》“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為據,並受張元素影響,轉而抨擊丹溪,“醫法東坦、立齋”。受王冰影響,併發揮說命門之火為元氣,腎中之水為元精。無陰精之形,不足以載元氣,提出陽非有餘,真陰亦常不足之說,成為溫補派主要人物之一。
  張氏著有:《類經》32卷,《類經圖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書》64卷,另有《質疑錄》1卷,有人疑為偽托。
  在診斷治療思想上,張氏強調辨証論治、辨証求本。張氏提出二綱、六變之說,二綱指陰陽,六變指表裡、虛實、寒熱,抓住六變,才能掌握病本。張氏認為“諸病皆當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療。張氏提出的一些論點,如“藥貴專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權輕重”;“辨虛實”;議補瀉;論逆從;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講辨証施治的。
  張氏臨証經驗豐富,提出不少有益見解。如關于命門學說的發揮,關于問診的分析,關于煤氣中毒及其預防方法的探討,關于卒中與外感中風的辨別,關于急病的處理,關于精神心理治療的作用,關于詐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啟迪。張介賓作為溫補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沒;但過於強調溫補,造成流弊,亦不可辭其咎。

  二十二、趙獻可
  趙獻可,生活十六世紀後半期至十七世紀上半期。字養葵,自號醫巫閭子,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善易而精醫;好學淹貫,醫德高尚,往來民間,人稱逸士、遊仙。子貞,字如葵。能承父業,治病不問高低貴賤,不計禮酬。
  趙氏著有:《醫貫》、《內經鈔》、《素問鈔》、《經絡考》、《正脈論》、《二體一例》等,《邯鄲遺稿》由子貞整理而成。以《醫貫》流傳廣而影響大,系醫論著作。
  趙氏學尊東垣、薛己,對命門學說有所發揮。“命門乃人身之君”,“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兩腎之中是其安宅。強調命門之火是人身至寶,人體生理機能所系。火強則生機壯,火衰而生機弱,火滅則人亡。趙氏認為命門之火是先天無極之火,火與真水相濟,永不相離。陰陽根繫於水火,命門的水火即人體的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為命門水火功能的演化,是臟腑生機所系。養身必須溫養命門之火,故推崇八味丸與六味丸。趙氏之說不乏大膽想象,對後世有一定啟發,也有不少荒誕之處,為後世垢病。

  二十三、李中梓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號念莪,又號藎凡居士。出身官宦之家。華亭(今上海市)人。曾祖李府,字一樂,為抗擊倭寇而捐軀。伯父尚雅字伯安,號鶴匯,負異才,供弟尚兗讀書。父尚兗,字補之,號震瀛,1589年中進士,曾任職兵部和吏部。兄中立,字士強,又字正宇,號念山,曾任浙江按察,四川主考,大理寺卿右評事。兄中植,號念曾,系著名學者,兼通醫葯。姪延,原名彥貞,字我生,後改辰山。又字期叔,亦曰寒村,號漫庵。師事中梓,著有《補撰藥品化議》(一作《辨藥指南》)14卷、《醫學口訣》、《脈訣匯辨》10卷、《痘疹全書》。
  李氏青年時曾應科舉,因多病且子死於庸醫,轉而習醫。著有《內經知要》、《藥性解》6卷、《醫宗必讀》10卷、《傷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機沙篆》2卷、《診家正眼》2卷、《刪補頤生微論》4卷、《李中梓醫案》等。《診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機沙豪》三書,1667年匯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書》。
  李氏弟子有沈朗仲、尤乘、華藻等。沈朗仲傳馬元儀,馬元儀傳尤在涇。

  二十四、沈之問
  沈之問,生卒年不詳,生活於十六世紀。自號花月無為道人。籍裏履歷俱不詳。撰有《解圍元藪》,該書乃沈氏望祖父沈恰梅、父沈史軒和他本人三代相傳之資料及臨証經驗而成。書成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關于麻風病的專著。該書對麻風病因、診斷、治療和預防方法提出了許多精闢見解,內容相當豐富,沈氏在學術上尊古不泥,主張“後人不可泥於紙上之語”。對方藥“隨集隨証”,“旁搜考試驗而奇異者,始錄”。治學嚴謹,對麻風的診治及病因認識作出了一定貢獻。

Re: 醫學家傳記

發表於 : 2007-02-16 , 13:24
懸壺子
一、淳於意
  淳於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漢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因曾任齊國的太倉長(一說太倉令),人稱倉公。年輕時喜鑽研醫術,拜公孫光為師,學習古典醫籍和治病經驗。公孫光又將倉公推荐給臨淄的公乘陽慶。當時公乘陽慶已年過六十,收下淳於意為徒,將自己珍藏的黃帝、扁鵲脈書、根據五色診斷疾病、判斷病人預後的方法、以及藥物方劑等書傳給他。三年後倉公出師四處行醫,足跡遍及山東,曾為齊國的侍御史、齊王的孫子、齊國的中禦府長、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齊王的侍醫遂等診治過疾病。當齊王劉將閭為陽虛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於意曾為其治癒了關節炎一類疾病,還隨從將閭來過長安(今陝西西安),併為安陵(今鹹陽東北)阪裏的項處診治牡疝病。
  齊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氣喘、頭痛、目不明、懶於行動。淳於意聽說後,認為文王形氣俱實,應當調節飲食,運動筋骨肌肉,開闊情懷,疏通血脈,以瀉有餘。可是有一庸醫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貴族誣滔倉公“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時趙王、膠西王、濟南王請倉公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聽信誣告,把淳於意傳到長安受刑。淳於意生有五女,當皇帝詔書進京問罪時,他感傷無男隨行。于是小女兒堅持隨父進京、並上書朝廷,申述父親無罪,並願意為奴以換取父親的自由。經漢文帝詔問,遂使淳於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於意在應詔回答漢文帝詢問時敘述了自己學醫、行醫的經過,業務專長、師承、診療效果、病例等,史稱:“診籍”(即診病的簿記)共計25個病案。他所答詔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齡、性別、職業、籍裏、病狀、病名,診斷、病因、治療、療效、預後等,從中反映了淳於意的醫療學術思想與醫案記錄上的創巨貢獻。
  淳於意象秦越人一樣,並沒有把醫學經驗的傳授限定在神祕而狹小的範圍內,而是廣泛傳授醫術,他因才施教,培養宋邑、高期、王禹、馮信、杜信、唐安以及齊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漢時期文獻記載中帶徒最多的一位醫家。

  二、涪翁與程高、郭玉
  郭玉(公元1~2世紀),東漢廣漢郡(今四川新都縣,一說廣漢縣)人,是漢和帝時最負盛名的醫學家。
  郭玉的師祖是一位隱士醫學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釣魚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稱為“涪翁”。史志記載:“涪翁避王莽亂隱居於涪,以漁釣老,工醫,亡姓氏。”(《直隸綿州志隱逸》卷41),涪翁“所居處為漁父村”,“在涪城東四裏”(《三台縣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後漢書‧方伎列傳》),綿州人民為了紀念他。將涪翁列入南山十賢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漢‧涪翁像碑”等勝跡。
  郭玉的醫術、醫德和對針灸與診法的貢獻,為朝野所嘆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隱士醫家。廣漢(今遂寧縣東北,或今射洪縣)人。郭玉年少時拜程高為師,“學方診六征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在漢和帝時(公元89~105年)為太醫丞,治病多有效應,皇帝感到奇異,為試驗郭玉診脈技術,使一手腕肌膚似女人的男子,與女子雜處帷帳中,令郭玉各診一手,問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診脈與望形色相兼,診出其中有故,說:“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皇帝為之讚嘆不已,郭玉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為人診病“仁愛不矜,雖貧賤 養,必盡其心力”,但在為貴人治病時,往往療效不很滿意。皇帝派一個貴人患者,換上貧寒人的衣服,並變換居處,請郭玉診療、郭玉一針而愈。皇帝詔問郭玉,郭玉回答說:“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礙言也”。反映了他在診治疾病時全神貫注,為病人負責的精神。郭玉對答中分析了為貴人診病的難處,他說:“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郭玉以上論述正確估計了存在於東漢王公貴族的生活和思想行為對疾病診治的不良影響;同時也科學地揭示了醫生診治不同社會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礙。他是繼扁鵲之後又一個對醫療社會與心理有研究的醫家。

  三、韓康
  韓康(公元2世紀),字伯休,一名恬休,關中霸陵(今西安市東)人。他出身望族,卻不慕名利,致力於醫葯,採藥於名山,賣藥於長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價,三十餘年。”以此表明信譽為重,所售藥是貨真價實的。有女子從韓康那裡買藥時討價還價,韓康守價不移,那女子生氣地說,你不讓價,難道你是韓伯休嗎,韓康感歎地說,我本想避名埋姓。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還賣藥做什麼?便隱入霸陵山中了。
  後來朝廷知道韓康的學問和才氣,授以博士。漢恆帝(147~167)派人持厚禮和車輛接他,使者奉詔書到韓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應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車輛,而乘自已的牛車。在天未亮時駕車先行了,走到一個地方,亭長因韓康征士要從這裡路過,就動用人力和畜力來修路築橋;見韓康這般模樣,以為他是種田翁,叫人奪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趕到,看見被奪牛者是韓康,欲處死這個亭長,韓康說,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長,並在途中向東逃入霸陵山中,隱居而終。

  四、壺翁與費長房
  壺翁,(約公元2世紀),不知其姓名,一稱壺公。一說“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飢凍者。”可見壺翁是一位身懷醫技、樂善好施的隱士醫家。由于他診病賣藥處常懸一壺作為醫幟,所以人稱壺翁,民間傳術有關于他的許多神話故事。壺翁曾將醫術傳授於費長房。《後漢書》說:“費長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子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餚盈衍其中,其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復乃就耬上侯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遂欲求道,隨從入深山,翁撫之曰:子可教也,遂可醫療眾疾”。類似記載,還見於葛洪《神仙傳》等。這些記載雖然語涉傳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誕外衣,不難知壺公費長房乃東漢時名醫。壺公的事蹟傳之甚廣,歷代醫學家行醫開業,幾乎無不以,“懸壺之喜”等為賀,或於診室懸葫蘆為醫之標誌,至今仍有不少藥店、製藥廠等沿以為用。
  相傳壺翁的師傅戴公柏有《太微黃書》10餘卷傳世。壺翁著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餘卷,已佚。

  五、張仲景
  張仲景(約150~219年),名機,東漢末年南陽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市,一說涅陽故城在今南陽市與鄧縣之間的稂東鎮,地屬鄧縣)人。(按《水經注》:“涅陽,漢初置縣,屬南陽郡,因在涅水(今趙訶)之陽,故名。”張仲景的裏籍自來眾說紛雲,陳邦賢氏定為南陽郡涅陽,範行準氏定為南陽蔡陽,嗣後廖國王、張炎二氏考涅陽故城在今鄧縣稂東鎮。尚啟東考為南陽郡棘陽(故城在今河南新野東北)),《後漢書》無傳,其事蹟始見於唐代甘伯宗《名醫錄》:“張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
  張仲景生活於東漢末。當時,除連年戰亂外,疫癘流行,曹植曾有記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集詮評》第九卷),張仲景稱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餘口,自建安以後的不到十年間,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於傷寒的竟佔十分之七。張仲景有感於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醫家之弊,醫道日衰,傷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醫學,“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前代醫籍如《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又結合個人臨証之經驗,編成了《傷寒雜病論》。原書十六卷,經漢末戰亂兵火而散佚,復得後世醫家整理,成為今本《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前者專門討論傷寒病。後者主要論述內傷雜病。
  傷寒是外感急性熱病的總稱,《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張仲景基於此說而發展,他以六經為綱,剖析了傷寒病各個階段的病機病位病性,創立了傷寒病的六經辨証體系。對于各科雜病,張仲景以臟腑經絡為樞機,縷析條辨,開後世臟腑辯証之先河。《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二書共載方劑269首,用藥214種,對藥物的加工與使用,方劑的配伍與變化都有很細緻的要求。張仲景對外感熱病與雜病的認識和臨証治療的指導思想與方法,被後世概括為辨証論治體系,其在藥劑學方面的成就,對後世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宋代之後的醫學家多尊稱其為“亞聖”、“醫聖”。
  張仲景本為士人,而能絕意宦途。精研醫道,並鄙視那些“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的“居世之士”。他不僅以醫術享譽於當時,且對醫生的醫德與醫療作風有相當嚴格的要求,批評那些醫德不修、醫風不正的醫生,“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不詳訣診,九侯曾無彷彿,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這些論述上承秦漢,下啟晉唐,成為祖國醫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仲景的著作除《傷寒雜病論》外·見於文獻著錄的尚有《張仲景五臟論》、《張仲景脈經》、《張仲景療婦人方》、《五臟營衛論》、《療黃經》、《口齒論》等。張仲景弟子有杜度、衛汛,俱為當時名醫。
  後人為了紀念張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來留下的有關文物勝跡較多。河南南陽的“醫聖祠”始建於明代,有清代石刻“醫聖祠”(1727)、“醫聖張仲景故里”(1900),據明代《漢長沙太守張仲景靈應碑》記載:“南陽城東仁濟橋西聖廟,十大名醫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陽縣志》記載:“宛郡(南陽)東高阜處,為張家巷,相傳有仲景故宅,延曦門東迆北二裏,仁濟橋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陽的醫聖祠經明清以後屢次修葺(其間也有毀壞),存盤比較完整。分佈各地的十大名醫祠中都供有張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國民間對張仲景的崇敬與緬懷。醫聖祠於本世紀50年代以後經不斷擴建增修,已煥然一新,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六、華佗
  華佗(約公元2世紀~3世紀初),字元化,沛國譙(即今安徽省毫縣)人。他在年輕時,曾到徐州一帶訪師求學,“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沛相陳圭推荐他為孝廉、太尉黃琬請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謝絕,遂專志於醫葯學和養生保健術。他行醫四方,足跡與聲譽遍及安徽、江蘇、山東、河南等省。曹操聞聽華佗醫術精湛,征召他到許昌作自已的侍醫。曹操常犯頭風眩暈病,經華佗針刺治療而痊癒。但華佗為人耿直,不願侍奉在曹操身邊,甚至認為作侍醫是可恥的職業,于是就托詞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藥為由,一去不再傳回。曹操多次寫信催促華佗,又令當地郡縣把華佗遣還,最後派人偷偷察看,才知華佗不願為侍醫,遂將華佗逮入獄中。有人向曾操請求寬恕華佗,曹操不聽勸說,竟殘酷地殺害了華佗。
  華佗生前著有醫書,臨死時拿出一卷交給獄吏,獄吏不敢接受,華佗將書焚燬。此乃千古之憾事,歷代托華佗之名而出的醫書有數種,舊題華佗所著的《中藏經》中,相傳記載有華佗的一些學術經驗與方術及藥劑。
  曹操殺害了華佗後,常感到內疚後悔,特別是他的愛子倉舒(曹沖)病重時,更是非常後悔殺了華佗,令兒子的病得不到治療。早在三國時,華佗就被魏國列為著名醫家,後世譽稱他是“外科學鼻祖”。
  華佗在醫葯學術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為最負盛名。《後漢書‧華佗傳》記載,華佗“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記載華佗的醫案有數十則,皆具體地反映了華佗高明的診療醫術,涉及到內、外、婦、產、兒、五官、針灸等科。他因病制宜,採用各種不同的療法。他以手術治癒了腸癰、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轉危為安。當華佗成功地套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進行腹部手術時,世界其它國家的外科麻醉術尚處於摸索階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華佗善辯証施治,他用刺血療法治癒了頭暈目眩、視物不清(類似高血壓、腦動脈硬化)患者的病症。
  華佗對養生和預防保健尤為注重,並身體力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其獨到之處。華佗“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他對弟子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後漢書‧華佗傳》)他總結並創造“五禽之戲”,仿鹿、熊、虎、猿、鳥的動作,時常操練,可強身除病。身體若有不適,做一禽之戲,汗出,即感輕鬆。華佗還重視節欲保健,他創制了一種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臟、輕身、烏發的藥物。
  華佗的弟子李當之,著有《李當之藥錄》。吳普常練五禽之戲,年高九十多仍耳聰目明,牙齒完堅,著作有《吳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長針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華佗教授的養生法,享壽百餘歲。普常練五禽之戲,年高九十多仍耳聰目明,牙齒完堅,著作有《吳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長針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華佗教授的養生法,享壽百餘歲。